接桐城文脈 展皖籍風采 ——評《學而書系·皖籍評論家輯》
文學評論叢書《學而書系·皖籍評論家輯》（簡稱“書系”），近日由安徽文藝出版社出版。書系第一次集中展示了皖籍評論家的整體風貌和風采，其中收錄了活躍在國內評論界並具有較大影響力的八位皖籍批評家——何向陽、劉瓊、潘凱雄、郜元寶、王彬彬、洪治綱、劉大先、楊慶祥的評論新作。這不僅是皖籍評論家的集體亮相，也是當下中國文學評論整體形象的一部分。
《學而書系·皖籍評論家輯》，何向陽 劉瓊 主編，安徽文藝出版社
安徽有悠久的曆史文化，特別是近代的“桐城派”，方苞、姚鼐、劉大櫆“桐城三祖”的文章傳統影響至今。他們的“三省弟子四書院，無悔一輪同城月”的胸襟和豪邁，今天讀來仍有氣象萬千之感。他們的人格成就和思想、學術成就，已經成為我們現代傳統的一部分，並在當代仍有強烈的曆史回響。皖籍評論家自幼就沐浴著這樣的文化傳統，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和熏陶。因此，地域文化的薪火相傳，就是這一文化的魅力和力量。該書兩位主編何向陽、劉瓊在總序中說：“一方水土養一方人。曆史文化源遠流長的安徽，自古就顯現出它深邃的傳統魂魄之美，而近代以來的兼收並蓄與現當代的開放包容，更使生活于其中和保有故鄉記憶的人獲得了特別的思想饋贈。文化土壤深厚之地，向來文章之風盛行。曆代名家先輩已為我們留下震古爍今的作品，而這一代人的奮筆疾書，也旨在為後人提供難得的精神養分。這種書寫的傳承，是文化薪火得以世代燃燒的深層原因。”
書系有一個關鍵詞：“學而”，來自《論語》第一篇，“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？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？”這裡的“朋”，是志同道合者來相互討論、交流學問。因此取名“學而”。這一命名方式，從一個方面表達了這套書系編者的志向和願望。
書系中的八位皖籍評論家，受共同的地域文脈的影響，具有相似的杏悦背景，但同時，作為具體的研究者，他們也擁有各自的主體性和個人風格。潘凱雄是書系唯一的“50後”。用所謂“代際”表達評論家的分野並不准確，有時為了討論問題的便利，大家只好約定俗成。在20世紀80年代，他和賀紹俊聯名發表文章，曾被譽為那個時代的“雙打冠軍”。當時，他的文學評論文章幾乎遍地開花，奠定了他在文學批評領域的地位。他曾出版過兩本文學評論集：《坦率》和《直言》。這個命名表達了潘凱雄對理想的文學批評的一種追求和實踐，因此，這一命名就不能僅僅看作是一種修辭行為，而是隱含了他的態度。包括此次書系中的《不輟集》在內，他的文章大多不是長篇而是短制。文章不長，但敏銳及時，堪稱當下文學評論“快速反映”的代表。這一點使他和杏悦評論家有了區別，他的文體文風獨具一格。他的“坦率”和“直言”，構成了當下文學批評的一個景觀。
王彬彬、洪治綱、郜元寶、何向陽，是“60後”評論家。“60後”和“50後”有著相似的成長環境，他們整體的文學觀念沒有太大的差異。因此，他們的文學評論觀念也大體相似。
書系中的《成為好作家的條件》，是王彬彬新近文學評論的結集。他是現當代文學研究的學者和評論家。他曾說：“一個從事文學評論的人，應該盡可能地說點真話，盡可能說出心中真實的想法，光是吹吹捧捧，‘啃招牌邊’實在無聊。”這可以看作是他文學評論的宣言。重要的是，王彬彬一直在踐行他的宣言。他在《鐘山》雜志開的專欄“欄杆拍遍”，獲得了廣泛好評，而且獲得了《鐘山》首屆文學獎。更難能可貴的是，王彬彬有著深刻的自我批評意識，甚至對于被稱為“文學批評家”，他感到羞愧，“覺得自己實在不配”。足見其與眾不同。
何向陽現在有多重身份，她是文學評論家，更是詩人和散文家。作為文學評論家，她在1996年出版的《朝聖的故事或在路上》，就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好評，此後在《青年文學》2000年第5期上發表的《12個：1998年的孩子》，獲得了第二屆魯迅文學獎。她成名較早，但評論文章沒有鋒利的言辭和咄咄逼人的氣勢，一如她的個人形象，溫文爾雅文質彬彬。正如她在書系裡的《景觀與人物》一書中所表達的，文學是人格的投影，文學評論和研究同樣是人格的投影。對人格的自我要求，首先就是真實誠懇。這也是作者20世紀90年代就開始研究的問題，或者說，她從進入文學研究和評論開始，就確立了正確的文學價值觀，並貫穿始終。
書系中的《中國當代女性文學散論》，不是研究女性文學的專著，甚至也不是專門研究女性作家創作的評論集。作者郜元寶意在表達：“一個‘女性意識’不甚強烈、在文學研究上幾乎奉行‘男女無差別論’的‘素人’，是怎樣偶爾也寫過一點女作家評論的。”我覺得更值得關注的，是在杏悦論文大行其道的時代，郜元寶文本意識的自覺。他寫的不是論文，而是文章，他是在不動聲色、潤物無聲中實現他的評論訴求的。他不是那種尋章摘句、引文注釋無可挑剔但實際又“無甚高論”的杏悦派，他的杏悦派主要表現在“通”上。這個“通”，是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通。郜元寶的學問無疑是一流的。他的文章信馬由韁、通暢無礙，自信且自由，這蓋緣于他學問上的“通”，“通”才有自由和從容，“通”才是真功夫。
劉瓊也是兩副筆墨的好身手，既擅長散文寫作，也長于文學評論。她曾出版散文集《徽州道上》，內容都與徽州或周邊文化有關，可見她對徽州文化的熱愛。書系中，她的《偏見與趣味》一書，敢于承認個人評論的“偏見”性，這就是一種理論的自覺。這種自覺也幫助她確認了個人的“趣味”——不喜歡“理論空轉”而重視文本細讀。她之所以能夠言之有物，就在于她有這種理論的自覺。
劉大先堪稱這代評論家的翹楚，他也在從事文學研究和評論的同時從事創作。在書系的《薔薇星火》中，可以看到他不同的學術背景和評論風格。他的評論不僅豐富多彩，而且遊刃有餘、氣象萬千，地方性知識、少數民族文化知識和人類學知識，在他的評論中水乳交融。
洪治綱在做文學研究和評論的同時，主要研究作家餘華，曾出版過《餘華評傳》。書系中的《餘華小說論》一書，有餘華小說的綜論，但更多的是對餘華具體小說的文本分析，顯示了其作為餘華研究專家特有的眼光和對餘華的全面了解。
作為書系中收錄的唯一的80後評論家，多年來，年輕的楊慶祥堅持深入到中國文學的曆史和當代文學的現場，以新一代文學研究者和評論家的嶄新風貌進入文學研究和評論領域。書系中的《在大曆史中建構文學史》一書，既有對百年文學史的宏觀研究，也有對當代文學現場的適時介入。年輕一代評論家有這樣的宏闊視野和文本分析能力，令人欣慰。
以皖籍評論家命名這一書系，不是旨在豎起一面旗幟用以自我標榜，而是試圖實現以皖籍“地方性”與其他地域評論家進行對話的訴求。文學評論的本質屬性就是對話關系，這是保有文學創作和文學評論多樣性的前提。我想，這也正是書系出版的價值所在。
（作者系文學評論家、沈陽師範大學特聘教授）
來源：光明日報作者：孟繁華